1. 中国不需要基督教
很多基督徒认为,中国引入了德先生【注:Democracy】和赛先生【注:Science】,但它们没能救中国,中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救中国,中国应该尝试基督教,基督教能救中国。
他们举英美的例子,认为基督教是发达国家文明富强的基石,是科学与进步的动力。我却不以为然,作为曾经的基督徒,我想我有资格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。
1.1. 第一章:背景
刚进入大学我就参加了基督教团契【注:类似支部小组】,在还没熟悉同班同学之先就认识了一群活波可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。
大二时,我接受教会洗礼,正式加入教会。当时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信仰之中,立志做一个真正的、纯粹的基督徒【注:教会里存在一群不愠不火、不求甚解的基督徒】。
在生活中,我尽力克服非信徒亲友的影响去敬拜神、去实践《圣经》的教导;在信仰上,不轻易放过每一个疑问,以解答信仰疑惑为乐;我尽力学习正统的改革宗神学,曾在教会和团契做讲员;还积极参加宣教,曾梦想去穆斯林国家宣教。以身殉教不足惜,但求神国早日临,这是我当时的理想。
但当我从原来的世界中脱离出来时,当我尽可能客观地反思信仰时,我害怕了:基督教是否通过要求不停断的聚会和读经在洗脑呢?为什么当科技与理性兴起时,神迹就消失了呢?为什么穆斯林及其它宗教信徒也如此坚信自己的信仰呢?我是否因为自己已经投入得太多,而拒绝真相呢?马克思说“理论只要彻底,就能说服人”是不是真的?……
后来我离开了基督教,明白了基督徒的理性不过是阉割了的理性,是自我驯化的工具,只能用于排除信仰的疑惑。一旦怀疑神的想法出现时,就用理性想各种法子来说服自己“神存在”。当神学家解释得精彩时就说重视理性;解释不通时,就动用“不可知论”或者“上帝大于理性”来圆场。所以理性不过只是自我说服和说服信徒的工具,呼之则来,挥之则去。
1.2. 第二章:基督教在中国
基督教在中国正迅速地发展着,而且此趋势将继续一段时间。中国处于剧烈变化期:一来,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文革劫难之后一蹶不振。二来,源于美国好莱坞、麦当劳等的快餐文化,连同成功学在国内蓬勃发展。这使中国年青人普遍有一种心灵空虚,迷失自我的心境。另外,社会贫富差距巨大、司法失去公正、不公义现象充斥眼球,使人普遍都有种世风日下、道德沦丧感;社会各类的暴行及食品安全问题使人失去安全感;对中国文化的远离,使人失去归属感、荣誉感……统统这些,使人将希望寄托于新事物上。再加上民众对强迫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的反抗,和对网络限制的厌恶,使基督教以觉悟者的姿态进入中国。
因此基督教在中国大有市场,它在中国呈现两级化的发展方向:在广大农村,由于教育、医疗和基层文娱设施的缺失,基督教以其特有的家庭温馨氛围【注:比如“天父”,“弟兄姐妹”等称谓带来的接纳融洽感】取代传统迷信成为新的迷信。另一方面,在大城市,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,基督教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与国际接轨的某种简易桥梁,仿佛信教之后,整个人都英特耐雄纳尔了【注:international,国际化,戏称】。
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以及美国等正渐渐远离基督教信仰【注:由于川普上台美国有阶段性倒退】,他们已经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免疫,而穆斯林世界对外来思想的警惕使自己“无懈可击”,加之印度及中南亚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与文化,只有中国是基督教的理想禾场【注:基督教用牧羊比喻培养信徒】。
1.3. 第三章,中国需要基督教吗?
基督教信仰显然可以阶段性改善中国的现状,它有其好的部分,有约束欲望的作用,但同时它会带来新的、更长久、更顽固的问题。
1.3.1. 分裂
基督教是所有信仰中宗派与分裂最多的一个,被大众接受的正统宗派已经很多,被称为异端的派别和基督教滋生的邪教更数不胜数。这么多的分歧其实反映出来的是《圣经》本身的矛盾。反观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学就不存在如此多的矛盾与分歧,因为这些的理论是贯彻始终、前后一致的。
当基督教来到中国,会带来更多的分裂与矛盾。
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基督教不会包容一下、妥协一下?其答曰:“神不会妥协真理”。当每个人都确信自已掌握真理时,当然就不会妥协。当一些开明人士想促进宗派合一时,这个作法却被各个宗派称之为“妥协真理”,严词激烈地斥之“买主求荣”【注:耶稣被信徒称为主,即主耶稣】。
分裂带来的是各个小团体互不相让,互不谅解,唐崇荣牧师在讲道中就举过香港弟兄会斗殴进警局的一个例子。甚至家庭成员间信仰不同时,也会影响家庭和睦。夫妻反目,父子成仇的例子并不鲜见。为什么家庭成员间也不能妥协?因为《圣经》要求:你要爱神胜过爱一切,包括父母、兄弟、儿女。
民主政体之父卢梭就曾说过,“把公民的不宽容区别于宗教的不宽容的看法是错误的。这两种不宽容是不可分割的……”只要有人坚持自己掌握的绝对真理,不宽容就不可避免。
1.3.2. 反智
圣经里充满了对智慧、知识的鄙夷。
牧师最喜欢教导,基督徒最喜欢听的是: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,叫有智慧的羞愧;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,叫那强壮的羞愧。【注:林前1:27】 一瞬间脑袋空空的基督徒,比满腹经论、博闻强识的学者更胜一筹了。
这些圣经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历史上的反智主义,即反对知识、反对理性的风潮。在这方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倪托声的弟兄会,他们认为过多知识反而会阻挡人认识神,因为亚当就是因为追求分辨善恶的智慧而堕落的,因此信徒不能追求知识,只需要追求上帝即可。
反智主义并非倪托声的首创,中古神学家陀度利安曾明目张胆地标榜基督教的反智本质:“正因悖谬,故余信之。”
近代神学家克尔凯郭尔也继承这个观点,一位改革宗牧师兼神学生在与我辩论时也爱使用这个观点:连我都能明白的真理怎么可能是真理呢。因此他们对荒诞离奇、矛盾丛生的圣经深信不疑。
《圣经》中关于“凡事相信”的教训使人惰于思考,神学家关于“因信称义”的教训使人变得盲目,以致信徒们对《圣经》中很多的矛盾视而不见,看见的全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。
反智带来的就是愚昧与退化。自从1858年进化论提出以来,基督徒在科学领域的影响缈若晨星,可是基督徒还不厌其烦地举进化论提出之前的科学家例子来宣教,自揭其短。
川普上台后,大幅缩减科研经费,抵制疫苗,否定全球气候变暖,都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1.3.3. 宣教
《圣经》给所有基督徒颁布一条大使命:传福音。神学家称所有的基督徒必须委身于大使命【注:神学家呼吁大家传福音,可以保证信众人数】。因此基督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传福音,绝大部分的精力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传福音。
当基督教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宣教时,基督教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,基督教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少很多。我们看到“非典”中、“洪水”中、“大地震”中等等各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时,基督教的付出与基督徒的比例是极不协调的,似乎基督教总是沉默的。不少热心人士愤起揭露08年汶川大地震中基督教利用灾情在四川宣教,称“灾难是为了让四川人民信教”,“地震是神的忿怒”……
当每一个基督徒奉献自己收入的十分一之给教会后,他又有多少能力服务其他呢?当每一个基督徒把七天中的一天奉献给上帝后,他有多少时间能做其他工作呢?【注:不少基督徒平时聚会的时间并不少于主日敬拜的时间,平时的宗教花费也不低。】
救人的身体不如救人的灵魂,基督徒忙于拯救别人的“灵魂”,却忽略对方更实际的需要。对他们而言,花精力传福音才是最永恒的,最有价值的。到贫困山区传福音远比送些衣服、书本更好。用基督徒的话说:“基督徒做所有事情,都是为了传福音,都是为了神的荣耀。”
当所有人都把精力放在“神的荣耀”上时,谁还管“人的幸福”呢;当大家都去传福音时,谁还坚持漫无边际的科研呢?还有谁尽力从事生产呢?
1.3.4. 不宽容
从前面的描述中,对基督教的不宽容可以看到一些。在历史上,宗教迫害就陈出不穷,在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时达到顶峰。然而这些史实记载的恐怖程度比不上圣经记载之万分之一,圣经中说:
- 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、无论大小、男女、必被治死。【历代志下15:13】
-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,那人便为有福!【诗137:9】
- ……
【注:有信徒认为,《圣经》连这么残暴的经文都敢写,可见其真,因而相信。这种嗜血的恶趣味在部分基督徒中存在,极其恐怖,一定要敬而远之。】
这些经文到了中世经黑暗时期被发挥到极致,异端裁判所到处残害异见者,宗教改革也留有遗风。直到现代法律健全后,1941年罗斯福提出信仰自由后,宗教迫害才被禁止。
圣经多次记载耶稣说,“不与我相合的,就是敌我的;不同我收聚的,就是分散的”【马太福音12:30】,这不就是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之残暴思想的集中体现吗!这样的思想在圣经中并不鲜见,圣经通篇用截然对立的词,如:“属神的”与“属魔鬼的”、“羊”与“狼”、“麦子”与“稗子”、“圣洁的”与“污秽的”、“属基督的”与“敌基督的”、“义人”与“罪人”……将“信神的人”与“非信徒”完全对立起来,毫无缓冲地带。这就是基督教不宽容的根源,贯穿全本圣经。
当我离开基督教后,马上一些曾经的基督徒朋友开始骂我是骗子、2B、SB、魔鬼的仆役,其不宽容性可见一般。
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曾说过,“凡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,因为它导致不宽容。”此言震耳欲聋,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华民族尤为可贵。正因如此我反对基督教成为中国主流,我认为中国不需要基督教。
你若问我中国需要什么,我觉得中国需要:贯彻执行的法律;透明高效的媒体监督;传统文化的去芜存菁;思考方法的普及训练……
在即将结束之时,我们有必要听听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《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》中震聋发聩的声音!
“就是这个想法 ―― 我们如果不支持基督教,就会胡作非为。我个人觉得支持基督教的,才大多是胡作非为之辈。有一件事十分奇怪:宗教愈热烈,独断的信仰愈深,残酷的事情就愈多,社会情况就愈腐败。在所谓信心时代,当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仰基督教时,就有宗教裁判,和宗教裁判的酷刑,数百万不幸的女子被当作女巫活活烧死,各种残酷的人性假藉宗教之名而迫害人类。
环顾世上,我们发现仁慈情操的每一次进步,刑法的每一次改良,减轻战祸的每一个步骤,有色人种待遇的每一次改善,奴隶制度的每一次缓和,世上一切道德进步的过程,都一致遭到有组织的教会反对。我十分慎重地说一句话:基督教以其教会组织的形态,一向是,而且今天依然是道德进步的主敌。”